浅谈高校日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教育

　　程诗颖

　　跨文化教育是一种“广义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强调个体和群体在多文化环境中的互动、相互理解和相互学习。”这一定义强调了跨文化教育的广泛性和目标，即在教育过程中，促进个体和群体在多文化环境中的有效交流和互动，以增强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共融能力。在全球化和多元化趋势下，跨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通过跨文化教育，不仅能够促进个体的语言和沟通能力的发展，还可以培养学生的文化敏感性、尊重他人文化背景的能力，以及在国际舞台上有效地参与和交流的能力。同时，还有助于推动社会的多元文化发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和谐发展。

　　跨文化教育的内容涵盖了从文化认知到外语学习，再到跨文化交流技能的多个方面。其中外语学习是跨文化教育中的重要一环，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外语学习不仅仅是掌握语言本身的技能，更是理解和融入不同文化背景的重要途径。根据美国语言学家希尔斯（Hymes）的理论，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每种语言都反映了其使用者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因此，学习一门外语就是在学习和探索这门语言背后的文化，同时也是经历“文化冲突”的过程。

　　美国人类学家卡勒弗·奥伯格（Kalervo Oberg）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关于文化冲突的理论，他认为文化冲突是“由于人们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行为、态度、价值观念和期望之间的差异，而造成的困扰和不适感”。笔者通过近年来在成都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的教学实践中发现，外语专业的学生在长期的多元文化接触中容易迷失自己，失去民族信仰。也有的学生容易在经历文化冲击后产生崇洋媚外的心理。因此，将跨文化教育融入外语教学，增进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成为了外语教学中的重要课题。

　　卡勒弗·奥伯格将文化冲突理论概括出了不同的阶段或层次，用以描述个体在跨文化环境中可能经历的心理和行为变化，他将个体适应新文化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蜜月期、烦躁和敌视期、逐渐适应期、双重文化期。

　　笔者认为，“烦躁与敌视期”和“逐渐适应期”是高校日语专业学生在跨文化教育中经历“文化冲突”的两大重要阶段，也是专业教师通过课堂内外教学手段引导学生逐步过渡至文化适应阶段的关键时期。

　　蜜月期作为最初的阶段，也是学生积极接触跨文化的阶段。据笔者观察，在早期教学阶段，日语作为日本软实力的一部分，承载了包括动漫、影视、美食、偶像等流行全球的日本文化中的各种符号与要素，对日语学生的吸引力极强。在这个阶段，教师可以主动分享自己的留日体验，结合所学知识补充相应的日本文化信息。还应当鼓励学生进行开放式的文化探索，包括接触日本影视与文学作品、赴日旅行等，使其在学习日语的过程中，积累跨文化体验。

　　进入烦躁与敌视期。随着日语水平提升，大部分学生开始初步了解日本文化，但受限于语言能力、个人经历、文化认知差异等原因，部分学生出现了情绪波动和烦躁不安的情况，或者是敌视、排斥日本文化，甚至出现身份认同危机。在这个阶段，教师可以尝试为课堂注入文化比较、跨文化理解等常见的跨文化教育方法，引导学生辨别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差异，以课堂研讨的形式鼓励学生分析这种差异产生的背景。此外，还可以在课堂教学中为学生营造出跨文化的氛围，比如通过教室装扮、角色扮演、创设情景等途径，模拟出真实贴近日本文化的场景。教师可以在课堂中设计多种跨文化情境，要求学生以角色扮演的方式参与商务谈判、文化交流和社交等任务。通过这种方式，学生能够亲身体验日本文化，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日语应用背后的真实文化背景，并能够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从而提升跨文化意识水平，避免因“文化冲突”而导致的学习障碍。

　　随着个人成长和学术进步，学生的语言能力和跨文化沟通技巧得到了提升，自信心和适应能力不断增强，开始逐渐理解和接受日本文化的行为规范、社会习俗和价值观念，这时便进入了逐渐适应期。在这个阶段，教师可以通过为学生搭建文化交流平台与组织文化交流实践的方式，进一步增强学生跨文化理解和认知能力。具体来说，可以提高日本外教教学参与度，邀请外教开展日本文化等多元主题讲座，定期主持“日语口语角”等交流活动，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分享欲，从而为他们在国际舞台讲出“中国故事”奠定基础。同时，还可以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和网络教学平台，如人工智能、视频、线上会议等方式，为学生提供更多语言交流与文化碰撞的场景。或者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赴日游学、实习与继续深造等出国项目，通过实地体验和参与，进一步提升跨文化教育的深度与广度。

　　在双重文化期，学生往往具备较高的日语水平，对日本文化已经建立起正确的文化理解，并树立了良好的文化观，形成中日文化和谐交流的自洽状态。事实上双重文化期也是我们高校日语教学中跨文化教育的目标之一。

　　当前，拓展高校外语学习课堂中的跨文化教育，仍然面临着相当多的挑战，导致教师不能很好地将其贯彻落实在具体的课堂实践教学中。具体来说，有针对性的跨文化教育的专业教材不多，现有教材里涉及的文化要素较少且较为零散，不利于学生将其整合成系统，发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而在教师层面，部分教师受限于教学任务，忽略了对跨文化教育相关理论的持续学习。在学校层面，可能更多关注的是对学生语言能力的培养，而忽视了作为语言基础的文化修养的提高，因此，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教育评价体系尚待进一步完善。

　　跨文化教育不仅是高校正确引导在校大学生树立科学文化观的重要实现路径，也为我们培养一大批民族文化自信度高、政治立场坚定、跨文化交际能力突出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奠定了基础。通过这样一批国际化的、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高素质的新型外语专业人才，有助于我国未来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系成都外国语学院（宜宾校区）国际语言文化学院助教。课题为2024年度都江堰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外语专业大学生巴蜀文化认同的现状及培养途径研究——以都江堰为中心”，项目编号：202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