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一”到来之际，本报特推出一期“七一”副刊，讲述发生在沙磁大地上的革命故事，回顾党的光辉历程，重温革命岁月，从中汲取革命先辈的伟大精神力量。

　　1944年,日军战力衰退，抗战进入尾声。正在全国人民期盼最后胜利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在河南、湖南、广西等地遭到日军突袭，导致军队溃散，大面积国土沦陷，史称“豫湘桂大溃败”。桂林是日军这次攻击的重要目标，位于桂林的各种机构纷纷向大后方转移。在这种情况下，李四光率领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从桂林辗转迁往重庆，在沙磁文化区延续学术生涯。

　　地质研究所艰难迁渝

　　地质研究所是民国时期最高科学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下属的地质学科研究部门，成立于1928年，成立后即由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担任所长。由于创建地质研究所工作繁忙，李四光于研究所成立当年辞去了北京大学的工作。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四光率地质研究所从南京辗转迁往广西桂林。1944年6月，日寇沿着湘桂铁路南下，直扑桂林，桂林形势危急。事出突然，地质研究所的大多数人员都在各地开展地质勘测工作，来不及召回搬迁器材，李四光只得带领在所的七八名工作人员携带轻便物品仓促离开桂林，经过20多天艰难跋涉才到达贵州贵阳。李四光的夫人许淑彬因旅途劳累，旧病复发，到达贵阳后便卧床不起。李四光只得一边安顿研究所，一边照顾生病的妻子。幸好，李四光的学生乐森寻在贵阳的贵州矿产勘测团工作，在他的帮助下李四光和研究所在贵阳万松阁附近的一座庙里暂时安顿下来。

　　可是好景不长。10月，贵州独山失守，贵阳也受到日寇威胁。李四光不得不携病中的妻子、率地质研究所再次起程，往重庆迁移。途经遵义，李四光拜会了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迁驻在遵义，为躲避这次日寇兵锋，竺可桢也在考虑学校再次迁移事宜。于是竺可桢盛情邀请李四光携地质研究所随浙江大学一起迁往贵州湄潭。虽然李四光觉得一同迁往湄潭也是很好的选择，但是地质研究所已经接到中央研究院必须迁重庆的命令，行政命令不可违，因而只得拒绝了竺可桢的好意，在遵义休整5天后，又匆忙上路，前往重庆。

　　1944年12月，李四光和地质研究所到达重庆。中央研究院虽然下令地质研究所迁重庆，但是并没有为他们准备办公场地和人员居所。李四光到达重庆后，只能通过自己的私人关系来解决这些问题。当时，李四光的学生侯德封正在担任四川省地质调查所所长，经他安排，李四光和地质研究所迁驻于小龙坎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内（图1），才算结束漫漫北迁旅程，安顿下来。

　　李四光和地质研究所迁渝是当时地质界一件大事，立即引起了学界关注，《地质评论》专门刊发消息称：“近以时局关系，地质研究所年底迁渝，已在四川（省）地质调查所设办事处云”。不久，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十一届年会在沙坪坝召开，来自全国的200多名地质界学者参会，会上李四光众望所归，被推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十一届理事长。

　　地质研究所迁入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后，因“人数过多，办公面积过小，颇形拥挤，而寄物之房屋，则尤为狭隘。且甚黑暗潮湿，空气復不易流通，至不合卫生之条件”，一部分人员不得不在附近沙坪坝、磁器口等地租房居住，办公场所除了借用四川省地质调查所房屋外，还在重庆大学等处借房办公。1945年，地质研究所购买了沙坪坝正街167号一处西式洋房后，一部分人员迁到这里办公，办公条件才稍微有所改观。

　　李四光最先居住在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内，后来为了稍稍改善居住条件，经朋友帮助又在磁器口租了一栋小楼房暂时居住。他的研究工作主要在位于沙坪坝的重庆大学理学院一间研究室里开展，这间研究室是他的学生重庆大学地质系主任俞建章为他安排的。地质研究所的工作则需要到小龙坎处理。因此，李四光在沙磁文化区工作和生活的这段时间里，经常忙碌地穿梭于小龙坎、沙坪坝、磁器口三地之间。

　　李四光创立地质力学

　　据俞建章回忆，“这次迁所时，由于人员早已散开了，又没有钱，又没有人帮忙，李先生（四光）受尽了千辛万苦，结果把身体累病了。”

　　1945年春的一天，李四光在从沙坪坝前往小龙坎的路上突发心脏病，痛得直不起腰，无法行走。幸好重庆大学地质系的助教周敏（即周明镇，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经过，发现李四光病得很厉害，赶紧跑到学校把俞建章叫来，两人合力将李四光搀扶回家中休息。俞建章又赶紧到歌乐山请来心脏病专家张孝骞为李四光诊治。李四光经过张医生的细心诊治，又静卧疗养了一段时间后，病情才渐渐好转。俞建章回忆起李四光这段艰难时光，不免心酸，他说：“这一时期李先生心脏发病很厉害，还有失眠症，李夫人患高血压病，高压200多。一间房子里有两张床，躺着两个病人，我看了后内心实在是很难过”。

　　但李四光即使在重病之中，仍然坚持科学研究工作。当时，他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地质力学方面，并且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他一边在重庆大学地质系的一间清静的房子里编写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图2），一边在地质系的试验室做地质力学中的泥浆模拟试验。常常忙得满头大汗，衣服湿透而不自知。到四五月间，他的研究基本完成，书稿也有了雏形。正好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邀请他去作讲座，于是他将自己最新研究成果以“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为题，分五次讲座分享给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的师生。来听讲的人很多，主要是地质系的师生，也有些对地质理论感兴趣的外系师生。李四光讲得非常投入，常常忘记了时间，有时一讲就是一个上午，中途都不休息；有时都忘了吃饭，直到一个专题讲完为止。主持人提醒他休息，他好像也听不见。当时他已经近六十岁，身体也不太好，但是讲到学术问题，一下子神情矍铄，仿佛不知疲倦，学生们都被他这种学术精神所感动。

　　讲座结束后，反响强烈，于是重庆大学将讲稿整理成册印发，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开始传播开来。对于这次讲座，后来学界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他20多年来悉心钻研的成果，对建立地质力学学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次讲座标志着李四光一生最重要的理论创新“地质力学”走向成熟，地质力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诞生。新中国成立以后，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石油勘测队伍在松辽平原等地发现了一批油田，使中国摆脱了“贫油国”的帽子。

　　建议科学工作者联合起来

　　李四光在沙磁文化区期间，不仅学术上硕果累累，思想上也有巨大收获。1945年夏，李四光到北碚休养，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主要领导周恩来两次秘密看望了他。第一次看望，周恩来向李四光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分析当时政治形势，并叮嘱李四光多保重身体。“李四光深受感动，情不自禁地对家人说：‘我从周恩来先生身上产生一个最大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第二次看望，“周恩来向李四光建议，把科学工作者联合起来，建立自己的组织，李四光非常赞同这个想法。”在周恩来的关心和指导下，李四光与竺可桢、任鸿隽、丁燮林、严济慈等科技工作者100多人，发起成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筹备会”。1945年7月1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中国科协）在沙坪坝正式成立，第一届理事长由竺可桢担任，监事长为李四光，总干事为涂长望。中国科协总会设在沙坪坝，在西南、西北地区一些大城市都先后建立了分会，在美国、英国等也陆续成立了分会。一年后，会员发展到七八百人，以后更发展到几千人。（图3）

　　中国科协成立后，受周恩来等南方局同志领导，成为统一战线上领导和团结科技界人士的重要组织。关于它的重要作用，中国科协的发起人之一谢立惠这样评价：“当时的旧中国科协，就是为当时的统一战线政策服务，也就是为团结争取科学技术工作者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政权，建立独立的、统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国，也就是创造科学技术在我国发展的有利土壤”。南方局正是利用中国科协这一组织，将李四光等科技工作者从思想上紧紧团结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抗战胜利后，地质研究所人员逐步回迁南京。1946年，李四光将地质研究所在沙坪坝购买的房子产权交给了四川省地质调查所所长常隆庆。同年11月，李四光告别了生活、工作两年之久的沙磁文化区，乘船离开重庆，前往南京。新中国成立后，身居海外的李四光不顾国民党的百般阻挠，坚决回国，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成立，李四光成为第一任部长（图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