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友洪
不仅仅是苏轼,苏辙也传递着墨色,或者说他们共同传递着墨色。苏轼和苏辙,他俩是人世间做兄弟的典范,他们一起赶考、一起做官、一起孝亲、一起唱和、一起共荣辱同进退。当兄长苏轼“乌台诗案”有难时,弟弟苏辙情愿辞去自己身上的官职,只为换取哥哥的不死。他们多少次夜雨对床,憧憬着告别官场,乡归故里。苏轼为苏辙写诗:“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在长辈的影响下,苏轼、苏辙的子侄男丁六人,皆孝敬父母、兄友弟恭、坚守清廉,于出处之间,不为物累、不以己悲。
墨色,就这样持续传递着。于是有了那句,苏轼发自肺腑的感慨:“两翁归隐非难事,惟要传家好儿子。”
墨有浓淡之分。一幅书画作品,只浓或只淡,肯定不是上乘之作。家风作为一个系统集成,也是同样道理。在一个家庭里,片面强调“宽”或“严”,都是不正确的,而是要宽严适度——没有“严”的要求,孩子混天过日,就不可能有真才实学;没有“宽”的环境,孩子唯唯诺诺,也会丧失创新创造的勇气。
我曾在某个阳光明媚的春日,遇见一位年轻的母亲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母亲为孩子叫了碗面条,孩子却闹脾气,一口未尝,任性而去,母亲对孩子无可奈何。
苏洵就不这样教育孩子。苏轼晚年谪居海南已年逾花甲,居然还梦见父亲抽背《春秋》,深恐自己背不上来要遭父亲责罚,以至于梦中惊醒坐起,心里砰砰直跳。这番忐忑,被苏轼形容如“挂钩之鱼”。可见父亲之严,已深入苏轼骨髓。
如今,在三苏祠的古井旁还有株千年黄荆树,虽历经磨难仍屹立不倒,相传为当年苏洵亲手所植。后人相信,这黄荆条也是苏洵家风家教手段之一——川人自古有“黄荆条下出好人”之说,看来苏洵亦然。
如果非要在宽与严中二选一的话,我情愿选择“严”。民间不是这么说吗:“严是爱,宽是害。”我愿那团墨色浓些,再浓些,好似苏轼笔下的“焦墨”。
苏家的墨,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浓艳。时光回溯,我们会看见一个叫苏味道的人,从河北栾城而来。他是眉山苏氏点墨第一人。但他点的那墨,却并不怎么样,甚至可以说,点得有些暗淡,有些失败。
苏味道尽管是初唐时期的名人,对唐代律诗的定型与发展有着积极贡献,与杜甫的爷爷杜审言等人合称“文章四友”,成语“火树银花”就出自他的诗里。他还担任过武则天时期的宰相。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权倾一时的大人物,却为后人诟病。成语“模棱两可”也出自他的身上,说他在担任宰相时,遇事不置可否,结果落得个“苏模棱”的称号。
就是这个“模棱两可”的苏味道,往下大约传了五六代后,却发生了根本改变,墨色逐渐由暗转浓。
苏轼的皇祖苏祜,做人低调,品质卓越,那时的墨色已经呈现相当的浓度了。苏祜的妻子李氏乃大唐李氏的后裔,但李夫人性格刚毅,坚守正道,抵御诱惑。苏轼的曾祖父苏杲,继承了父辈重诺轻财的侠义之风,墨色有了进一步发展。“吾父杲最好善,事父母极于孝,与兄弟笃于爱,与朋友笃于信,乡闾之人,无亲疏皆敬爱之。”(苏序语)
到了苏轼的爷爷苏序这一代,墨色就更加浓烈了。苏轼称苏序:“才气过人,虽不读书而气量甚伟。”苏轼幼时,常见祖父与村中父老箕踞而坐,喝酒纵歌,口中吟诵诸篇,上至朝廷郡县的大事,下到乡间百姓的趣闻,都能脱口成诗,几十年下来竟存集了好几千首。这样的苏序,注定有隐士之德。有一年,当苏轼的伯父苏涣有封告送达眉山的时候,苏序的表现是那样满不在乎。当时,苏轼的舅舅程浚也登朝入仕了。两位亲家公都能以子贵封官,得享尊荣。外祖父程公对此极为重视,早早地准备好当官所需的器物,而爷爷苏序却还忙与村人畅饮。他在酣醉中接到封告,阅读完毕,将外缨公服、板笏交椅等物件悉数装入布囊,还将剩下的牛肉交给村童背走。他自己则荷担两囊,跨驴入城。城中百姓见此情形,无不哄堂大笑。祖父的放浪不拘、清雅绝尘,在苏轼的眼里,是纯正的墨色,深深地影响着苏轼。(待续)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