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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友洪
不仅仅是苏轼，苏辙也传递着墨色，或者说他们共同传递着墨色。苏轼和苏辙，他俩是人世间做兄弟的典范，他们一起赶考、一起做官、一起孝亲、一起唱和、一起共荣辱同进退。当兄长苏轼“乌台诗案”有难时，弟弟苏辙情愿辞去自己身上的官职，只为换取哥哥的不死。他们多少次夜雨对床，憧憬着告别官场，乡归故里。苏轼为苏辙写诗：“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在长辈的影响下，苏轼、苏辙的子侄男丁六人，皆孝敬父母、兄友弟恭、坚守清廉，于出处之间，不为物累、不以己悲。
墨色，就这样持续传递着。于是有了那句，苏轼发自肺腑的感慨：“两翁归隐非难事，惟要传家好儿子。”
墨有浓淡之分。一幅书画作品，只浓或只淡，肯定不是上乘之作。家风作为一个系统集成，也是同样道理。在一个家庭里，片面强调“宽”或“严”，都是不正确的，而是要宽严适度——没有“严”的要求，孩子混天过日，就不可能有真才实学；没有“宽”的环境，孩子唯唯诺诺，也会丧失创新创造的勇气。
我曾在某个阳光明媚的春日，遇见一位年轻的母亲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母亲为孩子叫了碗面条，孩子却闹脾气，一口未尝，任性而去，母亲对孩子无可奈何。
苏洵就不这样教育孩子。苏轼晚年谪居海南已年逾花甲，居然还梦见父亲抽背《春秋》，深恐自己背不上来要遭父亲责罚，以至于梦中惊醒坐起，心里砰砰直跳。这番忐忑，被苏轼形容如“挂钩之鱼”。可见父亲之严，已深入苏轼骨髓。
如今，在三苏祠的古井旁还有株千年黄荆树，虽历经磨难仍屹立不倒，相传为当年苏洵亲手所植。后人相信，这黄荆条也是苏洵家风家教手段之一——川人自古有“黄荆条下出好人”之说，看来苏洵亦然。
如果非要在宽与严中二选一的话，我情愿选择“严”。民间不是这么说吗：“严是爱，宽是害。”我愿那团墨色浓些，再浓些，好似苏轼笔下的“焦墨”。
苏家的墨，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浓艳。时光回溯，我们会看见一个叫苏味道的人，从河北栾城而来。他是眉山苏氏点墨第一人。但他点的那墨，却并不怎么样，甚至可以说，点得有些暗淡，有些失败。
苏味道尽管是初唐时期的名人，对唐代律诗的定型与发展有着积极贡献，与杜甫的爷爷杜审言等人合称“文章四友”，成语“火树银花”就出自他的诗里。他还担任过武则天时期的宰相。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权倾一时的大人物，却为后人诟病。成语“模棱两可”也出自他的身上，说他在担任宰相时，遇事不置可否，结果落得个“苏模棱”的称号。
就是这个“模棱两可”的苏味道，往下大约传了五六代后，却发生了根本改变，墨色逐渐由暗转浓。
苏轼的皇祖苏祜，做人低调，品质卓越，那时的墨色已经呈现相当的浓度了。苏祜的妻子李氏乃大唐李氏的后裔，但李夫人性格刚毅，坚守正道，抵御诱惑。苏轼的曾祖父苏杲，继承了父辈重诺轻财的侠义之风，墨色有了进一步发展。“吾父杲最好善，事父母极于孝，与兄弟笃于爱，与朋友笃于信，乡闾之人，无亲疏皆敬爱之。”（苏序语）
到了苏轼的爷爷苏序这一代，墨色就更加浓烈了。苏轼称苏序：“才气过人，虽不读书而气量甚伟。”苏轼幼时，常见祖父与村中父老箕踞而坐，喝酒纵歌，口中吟诵诸篇，上至朝廷郡县的大事，下到乡间百姓的趣闻，都能脱口成诗，几十年下来竟存集了好几千首。这样的苏序，注定有隐士之德。有一年，当苏轼的伯父苏涣有封告送达眉山的时候，苏序的表现是那样满不在乎。当时，苏轼的舅舅程浚也登朝入仕了。两位亲家公都能以子贵封官，得享尊荣。外祖父程公对此极为重视，早早地准备好当官所需的器物，而爷爷苏序却还忙与村人畅饮。他在酣醉中接到封告，阅读完毕，将外缨公服、板笏交椅等物件悉数装入布囊，还将剩下的牛肉交给村童背走。他自己则荷担两囊，跨驴入城。城中百姓见此情形，无不哄堂大笑。祖父的放浪不拘、清雅绝尘，在苏轼的眼里，是纯正的墨色，深深地影响着苏轼。(待续)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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