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主播正在介绍产品。

　　家政服务人员通过手机平台找节后工作机会。

　　■劳动报记者 梁嘉蕾 王海雯 李成溪 

　　摄影 刘振思 陈恒杨

　　最近，春节前“最难约”的人正在陆续返岗，家政阿姨、护工护理员、网约车司机们的就业市场迎来一年一度的节后热潮。市场虽火热，但对家政阿姨来说，顺利接单的同时也意味着要向平台缴纳20%的中介费。即使是长期签单的家政员，每月仍需向中介平台缴纳服务费，工资还没到手就先扣掉一部分，平台成本日益凸显。

　　除了家政行业，平台成本还悄无声息隐藏在其他新业态劳动者的工资之中，网络主播的收益一半会流向平台，网约车司机订单经层层转卖净收入降低。记者采访发现，各种隐性和显性成本正不断降低劳动者的实际收入。

　　每笔收入都会被平台抽取服务费

　　“一天2到4单，57元每小时，月收入10000到12000元”“做六休一，能用智能手机导航，会骑车，收入可观！”“不用做饭、不照顾人，只要室内保洁，月平均6000到10000元”，节后，家政员迎来招聘热，记者在多个招聘平台应聘咨询后发现，如果从业者高强度长时间工作，收入确实能达到上述水平，但每笔收入都会被平台抽取服务费。

　　服务费、中介费已是家政服务业不成文的“潜规则”。“2小时保洁，去掉清洁剂之类的成本，到手大约70元，入职的时候还要培训，培训不要钱，但保洁工具要买平台规定的，大概450块钱一套。”刘阿姨在某知名互联网公司成立的服务平台上从事保洁工作，她告诉记者，通过平台接单很正规，但她觉得抽成有些夸张，有时候一单近三成的收入都是给到了平台，“不像以前，中介费只交一次，现在相当于每次都要交中介费。”

　　平台抽佣过高也是网约车行业老生常谈的话题。2022年，交通运输部开展了“交通运输新业态平台企业抽成‘阳光行动’”，各平台公布了其抽成最高上限，此后，30%成为网约车佣金抽成“隐形上限”。滴滴曾公布其月均抽成为13%。

　　记者去年采访了上海一位网约车司机，按照平台抽成比例计算公式，他的一笔普通订单的抽佣比例达到了32.4%，加上司机收到了一笔3.05元的惊喜奖励，最终该单的抽佣比例降至29%。今年回访该司机时，他表示，这段时间的平均抽佣比例约为22%。“不过有时候平台把高速费、停车费等费用也混在其中，表面看抽成比例自然少了。”

　　类似问题在直播行业更为突出，直播带货、主播唱跳等项目看似日进斗金，但抖音、快手、虎牙等几个大平台本身存在平台管理费用。直播平台抽成大多超50%，占绝对大头，公司、主播和运营再对剩下的收入进行分配。以虎牙平台为例，礼物分为直播间礼物和“主播守护”，直播间礼物是主播和平台五五分成，守护礼物的分成是平台拿走60%、频道分成8%、主播只有32%。记者应聘面试了几家直播运营企业，“没有保底，提点上涨至50%，礼物收益给45%”“露脸，提成45%”，多名面试人员给出了相似的抽成比例。

　　各种隐形抽成

　　防不胜防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平台经济借势扩张，网约车司机、家政服务员、外卖骑手等通过互联网平台接单，劳动者与企业的关系被复杂的算法和协议模糊化，这些新业态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被压缩。

　　除抽成外，2025年开端，网约车司机又遭“订单转卖”，最近就有惠州的司机在网络上发帖称，“自己接到同样一笔订单，这个平台刚接单就被切走，又出现在另外一个平台，在网约车司机眼皮底下转啊转，转了3次后派给了自己上线的另一个平台。”

　　“哪里都能分走一点我的钱”，一名知识领域主播向记者发牢骚，来自各种渠道的平台抽成不胜枚举，防不胜防。记者关注到，直播平台参与抽成外，不同的手机系统等还有佣金抽成，“如果用某果手机直播，最后提出来的钱系统还要收一笔手续费，自从发现这个漏洞以后，我就把手机换成了其他的。”这位主播直率地向记者表示，偶尔接触到同行时，他都会建议新人不要用某果手机进行直播。

　　打破平台垄断性收费

　　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

　　有专家指出，新业态劳动者的就业成本高，其根本原因在于平台经济的垄断性收费模式，以及劳资关系的模糊化。这一问题近年来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政府部门持续加强监管，以寻求破题之策。

　　2021年，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交通运输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提出多项举措，包括完善平台与从业人员的利益分配机制、支持从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保障合理劳动报酬等。在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宋紫薇看来，近年来对平台抽成比例的监管，正是该意见落地的具体体现。相关部门已通过约谈、整改等方式，推动平台优化佣金结构，确保劳动者的合理收益。

　　除了对佣金比例的监管，平台企业的准入管理同样关键。部分平台运营涉及特定行业资质要求，首先应确保所有平台严格按照规定取得合法资质，并在运行过程中加强对资质有效性和运营合规性的监管。完善平台企业准入条件，既能防止无资质经营对市场秩序的冲击，也有助于规范行业生态，平衡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三方利益。“规范的平台管理体系能提升行业透明度，从源头上减少劳动者权益受损的风险。”宋紫薇补充道。

　　此外，“新业态劳动者在平台经济中普遍处于弱势，缺乏议价能力，因此行业工会和集体协商机制的推动尤为重要。”宋紫薇表示。她认为，通过建立工会或行业协会的集体协商机制，劳动者能够与平台展开对话，争取更公平的佣金比例和工作条件。这一机制不仅能增强劳动者的议价能力，还能在行业内部形成更健康的竞争环境，减少平台对个体的过度压榨。

　　公益性组织在市场调节中也能发挥积极作用。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田思路指出，除了政府监管和市场竞争，工会、妇联、志愿者组织等群众性团体也可以提供免费的或低成本的职业介绍服务，以缓解劳动者求职过程中面临的高额中介费。“如果公益组织能提供更多免费的或低收费的职业介绍服务，那么市场上的商业中介收费也会受到影响，不会一直居高不下。”

　　值得关注的是，行业竞争的加剧正在推动破局进程。2025年1月，京东外卖宣布将打破“双寡头”格局，推出“0佣金”策略，直接冲击现有的平台收费模式。“这一市场变化意味着平台经济正逐步走向更加公平和透明。”宋紫薇分析道，“竞争的加入迫使现有平台重新评估佣金政策，在保证盈利的同时，将更加关注劳动者的权益。”